【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香港第五波疫情肆虐，医疗资源面临挤兑压力，外部输入和社区传播并行，深圳湾口岸“逃港潮”居高不下，动态清零目标面临前所未有之压力和困难。
中央因应“一国两制”框架和港府需求，提供日益增多的国家级援助，广东等地方亦行动起来。
现在是香港抗疫的决断时刻，需要港府和全社会果断执行，共同承受暂时阵痛，才能闯关成功，真正实现“动态清零”。这是对“一国两制”与“爱国者治港”的历史性考验，是大政治和大方向问题。香港不能轻率和侥幸地企图躺平，与病毒共存，那样就不仅是抗疫失败，更是民生困顿以及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上的决定性失败。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半场的开局之年，承受不了那样的失败及其长期代价。
2月11日，香港新增约1325例确诊病例，再创新高，香港市民排队做检测，图自香港特区政府网站
对香港特区政府错失防疫“黄金时机”的指责，代表了对其抗疫失误的一种批评意见。我认为这种批评在客观事实和疫情风险面前是有道理的。香港抗疫模式在过去两年有过不同的探索和经验，港府对内地模式和西方模式均有一定的学习、借鉴和参照，在前四轮疫情爆发与防控中有值得肯定的成绩，并一度接近与内地“通关”的标准。但如今功亏一篑，非常遗憾。 从“一国两制”授权与自治的角度来看，抗疫属于特区政府自治范围的事务，由特区政府负首要和主要责任，只有在特区无法处理的条件下才可寻求中央援助。寻求中央援助的具体时机、方式和支援形式由港府提出，中央统筹决定。
在整个抗疫过程中，中央对支援香港持一贯的开放立场，如同中央对内地其他地方的抗疫援助一样。事实上，在前四轮抗疫中，中央已因应香港需求实际提供及协调地方支援过香港有关物资、人员及指导抗疫方案。
第五次疫情爆发及其失控，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其一，香港在中西方两种抗疫模式之间左右摇摆，防控体系和动员能力未真正达到内地“动态清零”标准，导致清零时机延误和疫情扩大，增加再次清零的成本和风险，特区政府在这方面存在决策和执行的失误；
其二，Omicron变异毒株传染力更强，外部输入和社区传播风险更大，但社会层面呈现抗疫疲劳症，防疫部门官员也存在执法漏洞，二者叠加造成了实际的疫情失控；
其三，在疫情已经呈现失控条件下，特区政府只是一般性收紧防疫要求，尚未下定决心进行全员检测、隔离与实质性清零，仍存在一定的摇摆和侥幸心理，这是需要批评和督促的，否则即便中央支援的物资和人力齐备，在执行上仍有巨大漏洞和风险。
与内地实现通关是香港抗疫政治的最大考验，也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样可以保证香港融入国家大局不掉队，可以持续加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激活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并结构性缓解香港民生之困。
如果固执于跟西方通关，固然满足于放松抗疫的“病毒共存”逻辑及执行负担，满足了包括公务员及精英人士在内与西方的利益和交通的重新连接，却辜负了香港广大基层民众以及国家战略上的正当期待，与新时代“一国两制”基本精神背道而驰。下决心与内地通关，香港防疫只是“艰苦”一时，否则香港的民生和战略发展利益都会付出长期代价。
抗疫是香港的大政治，事关民生正确，也事关国家政治的正确。
我讲的民生正确，是指香港多数人口没有能力依赖和西方通关而过活且改善生活，但与内地通关却可以大面积覆盖到这些人口的日常经济、生计以及在内地就业和发展的机遇，包括内地消费人群来港的经济红利。而所谓的国家政治的正确，指的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长期利益，不与内地通关将导致香港错失融入发展的战略利益，并累及香港众多社会阶层的发展利益。
2月7日晚间，“火眼实验室”在香港马鞍山体育馆重新架设。图自深圳卫视香港抗疫的摇摆和失误，有管治层面和社会层面之根源：其一，香港公务员、甚至一般社会精英习惯于崇拜和追随西方价值和模式，不相信国家可以在抗疫上做得更好、更可持续及香港可以模仿跟上，也并不真正愿意回应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其二，香港的精英层与西方利益过于深厚及密切，决策与执行优先面向与西方通关，对与内地通关存在犹豫和软抵制，造成与社会民众利益及国家战略利益的严重脱节；
其三，西方在香港存在大量利益和影响力网络，有强大的游说甚至牵制性力量，对港府决策施加有形无形的压力，客观上也需负上一定的消极责任。
港府现时采取的收紧社交距离与增加检测量的措施仍属于常规应对措施，预期无法阻止病毒扩散及疫情升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缓解。如果仍以动态清零为政策目标，就必须一方面动用特首的自治紧急权制定全员检测、隔离、接种疫苗的防疫规例，另一方面正式请求中央全力援助，结合中央与全社会力量进行抗疫闯关。
社会配合是动态清零的关键条件。西方社会也尝试过清零，但由于个人主义根深蒂固，社会自私而不自律，不愿意为集体和他人作出利益和权利的部分牺牲，导致系统性抗疫失败。事实上，与病毒共存是需要付出“淘汰部分人”的严重人道和人权代价的，是抗疫失败的无奈之举，绝不是优选路径。香港社会有个人主义基因，也有社会自律和集体互助的东方文化因子，港府和社会领袖应做好抗疫动员和心理引导，才能推动社会与政府一起实现清零目标。
抗疫也是对“爱国者治港”的实际成效和特首治理能力的关键测试。“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根本原则，港人治港在其初心和制度形态上就是“爱国者治港”。
在这一原则下，选举制度已结构性改革，公职人员已落实宣誓，宪法、基本法与国安法教育正逐步推展，但特区管治团队所根植的殖民文化背景、公务员传统以及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和运用能力，还不能达到真正的“爱国者治港”的规范水准，尤其是无法达到“坚定爱国者”或“贤能爱国者”的理想要求。但这是一个正在转变、并有希望实现的新目标，特首及其团队对此亦有一定的认识和努力，需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和改正的机会。
抗疫的具体表现涉及香港民生、爱国者治港实际能力、与中央的互动能力以及融入国家大局的战略实现能力，具体指标和影响因素复杂，需要综合评估。目前来看，特区政府仍有一定的时间和机会决断而行，抢回失去的时间和信念，真正实现动态清零及与内地通关，完成“爱国者治港”的关键测试。其最终表现对特首选举的具体影响以及中央的相应评估，还需要跟进观察，目前并无确定性结论。
截图来自凤凰卫视实际上，动态清零模式和病毒共存模式是各自适应中国和西方的抗疫模式。在对抗新冠病毒的全球平等竞赛中，就好比中国得了80分、西方得了40分，没有道理逼着中国放弃行之有效的优胜模式。而且，随着动态清零的经验和执行机制的成熟化，在社区精准封控+大规模疫苗接种的支撑下，动态清零是可持续的，也是总体成本越来越低的。
相反，西方的病毒共存模式放弃了政府领导和社会共同努力，单方面依赖疫苗和自然感染，但对病毒变异及未来扩散的风险并无可靠的科学依据和控制能力，其总体成本只会越来越大。我认为中国不会放弃行之有效且可持续的动态清零模式，香港唯有跟随国家共进退，才能维持繁荣稳定及在国家战略上不掉队。
香港现时出现的某些类似“与病毒共存”的做法，是抗疫思路中左右摇摆的继续，以及医疗资源约束的结果，同样是不可持续且存在扩散风险的，显示出抗疫疲劳症之严重和西方宣传攻势之深入。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香港轻症居家隔离造成的全家感染以及医疗资源挤兑的现象，如果放任“与病毒共存”，香港社会可能要付出“淘汰部分人”的人道代价，以及与内地长期无法通关的民生与战略发展的长期代价。
抗疫风险的集中和社会压力的加大，迫使港府必须严肃认真地执行动态清零的政策，而不能不负责任地选择与病毒共存。进一步的严峻形势预期将迫使港府作出决断及引入中央大规模支援，在“一国两制”范畴下打一场香港抗疫的翻身仗，凝聚全社会共识和力量一起闯关。此关若过，香港的“一国两制”信心、对港府与中央的信任以及未来融入发展的前景将豁然开朗，空前提升。所以，抗疫是“一国两制”的大政治，不是简单的技术性防控，也不能陷入对西方模式的迷思。
如果香港坚持清零政策并引入国家支援，清零仍有希望实现，与内地通关预期在半年内应有希望实现，如此一来香港的经济民生、北部都会区的启动、对大湾区的融入以及“爱国者治港”的实现程度都将让人欣慰。
香港需要在与国际（其实只是西方部分国家）通关和与内地通关之间做决定性的选择，这是决断的时刻。以与内地通关为优先选项，以与国际通关做后续选项，这也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及人心回归的重大考验和标志。
与内地通关无损于香港国际地位的维持，反而因为融入大湾区发展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而提升其对国际资本、人才的整体吸引力，并在“十四五规划”系列目标指引下追求经济竞争力的结构转型和提升，国家也会在战略和政策上予以最强有力的支持。
国际通关与否，要视乎西方抗疫的进展而定，需要西方在付出与病毒共存巨大代价之后，在满足与中国整体通关所需要的检测及疫苗证明条件下，才可逐步实现。
在中西之间，在抗疫大政治问题上，香港虽然面临选择困难和执行阵痛，但最终必须与国家共进退，这是香港的长远利益，也是“一国两制”的必然要求。
全球性通关及战胜疫情，需要西方与中国共同努力，拒绝疫情政治化，杜绝疫苗民族主义，停止对“与病毒共存”策略的错误、扭曲和夸大的宣传，真诚理解、尊重和接纳动态清零模式的相对优越性和可协调性，与内地整体建立分阶段、可验证与可管控的“通关”路线图，香港可据此相应制定与西方通关的具体政策方案及其执行机制。
截图来自凤凰卫视总之，新冠病毒进入了第三年的全球肆虐，尚无科学证据、疫苗可行性以及特效药可以保证疫情在短期内得到遏制。看看美国每一天的几十万确诊数和数千死亡数，看看西方各国混乱不堪的抗疫政治及其社会乱象，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与病毒共存”抱有幻想及侥幸心理。
动态清零是真正坚持全体人健康安全这一最大人权的抗疫模式，是中国行之有效的抗疫经验的系统总结，不可能也不应当轻率放弃。中国对全体人的人权负责，因而不能允许“淘汰部分人”的人道与人权惨剧发生。
香港作为“一国两制”范畴下的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全体人之健康安全以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方面不存在特殊性、或者必须与西方一致的理由，需要决断而行，与国家共进退，实现港式的“动态清零”，为西方世界做一个示范，即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超越西方一般标准而实现动态清零的。这将是“一国两制”的一个独特的道德成就和制度成就。
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间，在“一国两制”下半场开局之年，在“爱国者治港”关键测试的时刻，我们确信这样的成就是必要和可能的，更是必须和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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