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之祸是汉武帝在位后期发生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巫蛊为一种巫术。当时人认为使巫师祠祭或以桐木偶人埋于地下，诅咒所怨者，被诅咒者即有灾难。
征和二年（前91年），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告发为巫蛊咒武帝，与阳石公主通奸，公孙贺父子下狱死，诸邑公主与阳石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武帝宠臣江充奉命查巫蛊案，用酷刑和栽赃迫使人认罪，大臣百姓惊恐之下胡乱指认他人犯罪，数万人因此而死。
江充与太子刘据有隙，遂趁机陷害太子，并与案道侯韩说、宦官苏文等四人诬陷太子，太子恐惧，起兵诛杀江充，后遭武帝镇压兵败，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壶关三老和田千秋等人上书讼太子冤，终于清醒过来的武帝夷江充三族，烧死苏文。又修建“思子宫”，于太子被害处作“归来望思之台”，以志哀思。此事件牵连者达数十万人，史称巫蛊之祸。
江充逼死太子、害死皇后，但汉武帝杀他，并非为了“泄愤”。他诛杀江充全族，一为推卸责任，二为稳定朝局，但这只是表面原因。此举，还有另外两个深层目的。可以说，巫蛊之祸后，汉武帝做的每一件事，都体现了帝王的深谋远虑。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的人生败笔。
在这场大祸中：皇后卫子夫、太子刘据，被逼自杀；刘据的妻妾、儿子儿媳无一幸免；诸邑公主与阳石公主、卫青之子卫伉被连坐诛杀；卫氏一族基本灭族；丞相公孙氏也被抄家；还有无数的宫人、百姓被杀……牵连人数达到数十万。
第二年，汉武帝察觉不对，开始调查，却发现，这些死去的人，大多都是被冤枉的。
这一切，都和江充有关。
巫蛊之祸中，江充做了什么？
江充是汉武帝晚年的亲信，但他并不是什么好人。
当年，汉武帝为了稳固皇权，便在身边养了一帮酷吏，江充就是其中一个。
酷吏，说白了，就是帮皇帝得罪人的。而江充为了表决心，经常故意刁难太子，因而和太子关系一直不好。
渐渐的，汉武帝老了，江充就开始琢磨：若是太子登基，自己不就必死无疑吗？于是，他就准备借皇帝之手，把太子先除掉。
征和二年（前91年），汉武帝生了病，移居甘泉宫静养。
江充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后上幸甘泉，疾病，充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
就这样，江充有了“尚方宝剑”。
在查案过程中，江充就开始栽赃太子了。
他带着人，在太子刘据宫中，搜出了巫蛊专用的“桐木人”。
面对这样的栽赃，太子很害怕，便找少傅石德商量怎么办。石德告诉他：“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于是，太子就准备杀了江充。
但江充也是有备而来的。两方都有兵力，一下就起了冲突，“充既知上意，因言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太子惧，不能自明，收充，自临斩之。”
事实上，太子的做法，也没什么问题。毕竟是天下储君，如果谁都能诬陷栽赃，哪里还有皇家权威了？但坏就坏在，江充死了。
江充死了，而人言可畏。
在两方起冲突之际，其他两个查案的官员，没死，他们跑去向汉武帝告状，称：“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
此时的刘据，确实找母亲卫子夫，要来了皇后印玺，发动了兵马。“秋，戾太子为江充所谮，杀充，发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绶。是时，上避暑在甘泉宫，丞相长史乘疾置以闻。”
其实，汉武帝最初根本不相信太子反了，但前前后后来了好几批人，都言辞凿凿说太子造反。最终，汉武帝给丞相下令，派他去平叛。
这下，事情就坏了。
丞相带着正式军队来绞杀太子，而太子手上没兵，他也不能坐以待毙，就去找有兵权的将军求救……
渐渐的，事情就失控了。
最终，走投无路的太子刘据，自杀以证清白；给了印玺的皇后卫子夫，被逼自杀；刘据的妻妾、儿子儿媳全被杀害；诸邑公主与阳石公主、卫青之子卫伉被连坐诛杀；卫氏一族基本灭族，丞相公孙氏也被抄家……
这场祸事，算上无辜的宫人和百姓，牵连人数达到数十万。
后人评价，说汉武帝真是个狠人，古今中外，自绝三族的君王，就他一个了。
其实，巫蛊之祸后期，就没江充什么事了。但等一切平息，第二年，汉武帝忽然回过神，感觉这事不对。毕竟，太子如果造反，他跑什么？
征和三年（前90年），汉武帝调查后发现，巫蛊之祸大部分都是江充严刑逼供搞出来的冤案，而太子也是被江充逼迫，才铤而走险，挪用了宫中兵马，并没有谋反意图。大怒之下，汉武帝下令“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
汉武帝的深层目的
乍一看，汉武帝诛杀江充全族，似乎是知道真相后的暴怒。毕竟，在这场大祸中，死的，都是汉武帝相伴多年的亲人。
但是，细看汉武帝在诛杀江充全族之前、之后的行为，我们可以发现，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第一， 推卸责任，及时塑造和挽救自己的形象。
征和三年（前90年），汉武帝发现真相，瞬间百感交集。
他有悔恨，有愤怒，但冷静下来之后，他更多的，是害怕。
是他下令让江充查处巫蛊；是他让官兵追捕太子刘据；是他将所有和刘据有牵连关系的人灭族；是他逼死了相濡以沫的皇后卫子夫……
这场祸事，或许不一定是他的本意，但在天下人看来，就是他处心积虑，杀妻杀子，自绝三族。
他贤明一生，晚年却如此丧心病狂，全无仁德，必然遭受天下人的唾弃。而这，是一个君王最害怕的事情。
汉武帝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因此，他必须找一个人来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最好人选，就是江充。
为了更好地推卸责任，他不仅要让江充承担责任，还要把动静搞大。
动静越大，就代表他越生气，就等于是在昭告天下：自己是被蒙蔽的，他不是一个狠毒杀妻、杀子的君王，而是一个被欺骗、丧妻丧子的可怜人。
当众火烧苏文，满门抄斩立功官员，都是这个目的。
他要向天下人昭告他的愤怒，而极端愤怒之后，天下人会认为他可怜到了极点。
后来，“上怜太子无辜，”于是在湖县（刘据自杀地）“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
可以说，诛杀江充全族的一系列操作，直接将汉武帝的形象稳住了。
此时，巫蛊之祸的责任，被转移到了江充等人的身上，而汉武帝，依然是民众爱戴的帝王。
这种推卸责任，和“红颜祸水”有些相似。只要君王因沉迷女色而误国，最大的责任就一定是女人，妲己、褒姒、杨贵妃……她们都是祸国殃民的典型。
巫蛊之祸闹得太大，汉武帝必须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识人不清的罪过，可比昏庸嗜杀要轻巧太多了。只要汉武帝不傻，懂得权衡利弊，灭江充全族，就势在必行。
第二， 稳定朝局，不给有歹心的人留借口。
巫蛊之祸，本质上军队镇压导致的朝廷动荡，牵涉面极广。
皇后、太子、后宫、前朝官员，几乎都被涉及，上层官员和普通百姓，都受到了牵连。
这是一场血流成河的“谋反”与“镇压谋反”。
巫蛊之祸后，大汉王朝伤筋动骨，朝臣人心惶惶，百姓惶恐不安。
连高高在上的太子、皇后、公主，都能一朝殒命，那么普通人是否更加命如草芥？
当这一切被证明是一场错误，汉武帝就必须要用一个大举动，来稳住朝局。
他必须向朝臣们和天下人表明态度，释放和平稳定的信号，以避免一系列打着“清君侧”旗号，而意图谋反的起义。
毕竟，卫家几乎被灭族，可卫青、霍去病在军中留下的权威，并没有消散殆尽。
若是有心人加以利用，那么大汉王朝岌岌可危。
汉武帝深知这一点，在诛江充全族的同时，他还对田千秋的上奏大加赞扬，并把他升为了大鸿胪。
田千秋其实并没有做什么，他只是委婉地替太子喊了冤。
他上奏说：“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一白头翁教臣言。”
其实，早在征和二年（前91年），就有人为太子喊冤，甚至还愿意以性命打包票。但汉武帝根本不理。
而田千秋只是委婉劝谏，汉武帝当场给他升官，让他当丞相。这一切的差别，只因田千秋的劝诫，出现得非常合时宜。
一边，打击江充余党；一边，重奖田千秋。
汉武帝表露出来的态度，非常鲜明：我现在非常怀念太子，你们不要担心，不要惶恐，我不会继续大开杀戒，诚心劝谏的我会嘉奖，谗言小人我也绝不放过。
这个态度被传递出来，臣民就不会惶恐不安，朝局也就稳住了。那些想要钻空子的人，也得掂量一下成功概率了。
除了上述两个原因外，汉武帝此举，还有另外两个更深层次的目的
首先，暗示国家政策的转变，从“穷兵黩武”到“与民休息”。
此前，汉武帝重用的人，都是酷吏，比如江充、苏文、李广利等人。
这些人，“执法不阿”“奉法不阿”，与汉武帝尚武的风格和气场，不谋而合。
奉法不阿，是好事，但过了度，就成了坏事。
当年，江充正是因为“奉法不阿”，才得罪了太子刘据，和他结下了梁子。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太子刘据的家臣，违规坐着马车在驰道上行走。专门查处王公贵族违规行为的江充，看见后，立刻派人把太子家臣抓了，交官处置。刘据知晓后，立刻向江充道歉，希望他能够宽恕，小事化了。
刘据说：“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敕亡素者。唯将君宽之！”“充不听，遂白奏。上日：‘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威震京师。迁为水衡都尉。”
这次事件后，江充名声大震，更加受汉武帝宠爱。
如果江充能一直这样 “奉法不阿”，也就没有后面的巫蛊之祸了。
但偏偏他走歪了，走上了苛刑、苛政的路，带来的是“大臣擅权而击断，豪猾多党而侵陵，富贵奢侈，贫贱篡杀，女工难成而易弊，车器难就而易败”。
汉武帝尚武，而太子刘据主张仁政。父子俩观念不同，汉武帝对此早有不满，否则，他也不会在太子还在时，暗指给14个月大的刘弗陵为“尧”。
这种不满，刘据也清楚，否则，有着皇宫和卫家做支撑的太子，怎么可能因栽赃陷害，而吓得杀人、起兵呢？
所以，这一切的源头，都来自汉武帝的态度。
巫蛊之祸后，汉武帝看到了穷兵黩武带给民众的惨状，看到了民不聊生。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尚武，也深知：如果继续此前的政策，国家将难以为继。于是，他做出决定，要休养生息。
想要转变国家风向，汉武帝必须要带头。所以，将江充等人灭族，汉武帝处置的，不仅是巫蛊之祸的罪臣，更是“严苛执法”的反太子派、主战派。
其次，为哀痛诏——轮台诏做铺垫。
“轮台诏”是汉武帝的哀痛之诏书，也是他的罪己诏。
征和四年（前89年），汉武帝发布轮台诏。
在诏书中，汉武帝对自己所作的诸事进行反省，言辞恳切，并且指出国家安定的重要性，痛斥部分臣子主张将战争继续升级的屯田轮台的计划。
汉武帝称，当今政事，最要紧的应当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
班固评价轮台诏，是仁圣之人的后悔书。“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可以说，轮台诏，是汉武帝末期乃至汉昭帝早期，西汉休养生息的关键转折，也是“昭宣中兴”的源头。
此时，距离巫蛊之祸已经两年。
这期间，汉武帝为轮台诏的颁布，做了许多准备，灭江充族人等就是其的重要一环。
在情感上，汉武帝先平息朝臣、民众怒火，获得同情和原谅；在政策上，汉武帝给大臣们暗示了方向，开始提拔主和派的官员；在心理上，汉武帝也给了自己时间，去理解和承认：刘据的观念更适合当下的大汉……
不得不说，虽然汉武帝有巫蛊之祸的败笔，但是暮年的他依旧有谋略、有远见。
巫蛊之祸后，汉武帝做的每一件事，都暗藏深意。
杀江充全族也好，建思子宫也罢，没有一件是单纯的泄愤与怀念。
历经动荡的西汉，在他的手上开始休养生息，百姓的生活也开始恢复。只不过，已经陨命的卫子夫再也不会回来。不知道垂垂老矣的汉武帝，有没有过一丝后悔，和对妻子的怀念。那“思子宫”中的“子”，有没有半分是卫子夫的名字呢？
